2010年7月18日 星期日

回憶柳曾符先生

  柳佳來信,要我給他尊人柳曾符先生紀念文集寫一點文字。二十多年前我離開上海,萍蹤四海,再沒有機會見到柳君,只能靠書函和偶然的電話。我跟柳曾符君之相識,時在文革之中。當時萬馬俱瘖,書畫界完全癱瘓。上海書畫社編輯部的周志高,初生之犢不畏虎,很想做點事情,於是報請上級批准,召集書法篆刻界一二百人,經常在朵雲軒舉行聚會,名義上是進行大批判,實質上是連絡和交流,一時成為上海書畫界的中心。一九七四年文革未結束,又大膽成立了王羲之研究小組,以我為組長,上海師範學院藝術系黃若舟教授為副組長,組員有沈鴻根、柳曾符等十來人,這是我認識柳君之始。每次開會,柳君均會發表很多意見,言語率直,嗓門又大,所以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從那以後,彼此就熟悉起來,成為很好的朋友。我也知道了原來他是大儒柳詒徵先生的長孫,門第書香。

  江浙為人文藪淵,舊時世家大族,指不勝數,至此一甲子逐漸凋零。然烏衣子弟,時有所見,袁昂《古今書評》說「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此語深得三昧。我在上海文藝教育界甚久,接觸各式人等,言談舉止,各有特點。柳君是那種世家子弟,氣味和其他人不同。粗服亂頭,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氣,形容柳君極是。

  柳君長我十五歲,見識廣我很多,和江浙老一輩學者關係很好。他肯走動,肯讀書,肯思考。文史掌故,隨時拈出,如數家珍。長談分手之後,我往往有記錄下來的衝動。

  有一次我說起,古文詩詞非吟誦不得其要,非吟誦不知其妙,可惜舊時古文吟誦法,現在不為人知了,老先生逐一物故,吟誦將成廣陵散了,所以要把老先生吟誦錄製下來,當有重大的價值。沒想到柳先生非常認真地去做,他認識的前輩甚多,人又勤快。我在香港收到他託人帶來一盤磁帶,居然是老人吟誦的錄音。他是做實事的人,而且卓有成效。

  類似的事情,如柳君為蕭蛻庵立傳,前後幾三十年,終於在鄭逸梅先生指引下,找到蕭先生的弟子陳鍥齋,完成了這件工作。他的文章,頗有鄭逸梅前輩的文風,讀來興味盎然。他自己說:「先父柳慈明先生治算學,而學餘喜讀文史掌故,鄭逸梅先生人物小品,類多購置,因之余亦得竊讀」,可見鄭逸梅先生對他影響之大。有一次柳兄對我說:「你的文章很好,可惜讀起來有板著臉孔的感覺。文章是給人讀的,要使讀者感到有趣味,方始是好文章。」這句話給我極大的影響,回家思索再三,拿自己文章來讀,又拿他的文章來讀,又拿古文範文比較,發現自己寫文章時候心情太緊,太急切,結果文氣嚴重。文章要有緊有鬆,有收有放,所謂有思想還要有方法,方始曲徑通幽。自是之後,我文風就變了,一生受用於他的一句話,至今不能忘記。

  我在某次會議上談到王羲之有癲癇病,歷史上很多大藝術家都有這病。會後柳君等在書畫社門邊,詳細問我的資料出處。我奇怪開會的人很多,發言很多,我講話中只提到一句,想不到他就那樣用心。後來他對我說,資料是正確的。他又考證出明代祝枝山是近視眼,我倒是沒有問過他資料何出,現在回想起來,是很可惜的。文徵明八九十歲還能寫恭楷,這當然首先要眼力好。一個書法家的健康包括眼力,和他的作品很有關係,在鑑定上很有用。要我自己去找資料,就不知道要化多少時間。
  
  柳君後來去復旦大學講甲骨文和書法,他用一枝四面塗上不同顏色的毛筆,來說明筆法。清張裕釗坐轎,人見其取一四方形鐵筆﹝一說方形漢玉﹞,左傾右倒,不解其意,張謂「吾練書法也」。不會用筆者,只用一面鋒;會用筆者用八面鋒,正表現於這四方鐵筆中。王蘧常先生的老師沈寐叟說過,要把筆桿當作方的,不要當作圓的,自然就懂筆法了。柳君深得此妙,施之以教學,我在香港聞之,知柳君已大悟,書法之秘,正在此中,知與不知,由此分水也。不過我是堅決的搖腕派,沈尹默先生以為轉指必破壞筆力,這是真知灼見,我深然之。柳君以為鄧石如、何紹基都轉指,是否二者可以調和,大字用轉指,小字當搖腕,和我不同。但就書法的前途,柳君認為必定是二王復興,這一點和我沒有分歧。

  二王是中國書法的主體,其他只是旁支。清代咸同之時,欲救清初董趙萎靡之弊,碑學大興,長槍大戟,以筆法結合刀法,製造威武雄壯的形像,但實際上破壞了使轉,故碑派大將多不善行草。抗戰勝利後沈尹默先生在上海集合同志,檢討得失,結束了碑派一統天下的局面,重新回歸二王,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大事情。沈尹默先生生前寫過很多關於二王的文章,也親自在上海青年宮開班講授書法,我很多朋友就出身於這裡,後來成為卓有聲譽的書法家,可惜理論上少有建樹者。沈先生身後,柳曾符多次撰文詳細解釋沈尹默的思想精華,記述了他所見沈先生用筆以筆尖頂紙的細節,棒喝現在橫毫平拖的錯誤寫法。柳君在奈良雪心會演講中詳細地說明沈尹默先生從碑轉向帖的過程:「一九三零年四十八歲時,始購得《喪亂》、《孔侍中》及《米芾七帖》,越十三年,一九四六年六十一歲時始悟『下筆』之要」,「由《米芾七帖》中『又無索靖真跡看其下筆處』一語,而知筆法的要點在於下筆之處,益創其『中鋒』、『運腕』諸說,而講究『點畫』,中國書法開始由『北碑浪潮』而向『二王回歸』。」文革後,群雄蜂起,各種各樣的流派、各種各樣的觀點都有,好些只是亂哄哄鬧一陣,就煙消雲散了。四十年來的實踐證明,柳君當時的看法是正確的。

  一九八零年,我在上海主持《中國書法大辭典》編輯工作,各部條目集中於我處,怎樣編排次序成了大問題。柳君對我說,沈尹默先生有《書法論》,提出筆法、筆勢和筆意三要素,必能解決你問題。我讀過之後,不但將書法大辭典術語條目整理得清清楚楚,而且編輯了一張《書法技法術語系統表》,成為歷史上第一次顯示書法系統的圖表,後日本、韓國均加以介紹。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授書法,課程設計即以沈尹默先生書法三要素為基礎。又想起柳君寫過《沈尹默先生書法淺論》,作為課程參考教材,必有裨益於學生,故去信徵求他同意,柳君即覆可。後來主編中華藝術家網站,柳君屢有賜稿。我一個學生有上海之行,席間相識於他,想拜他為師,柳君說,黃簡在香港,你回去投入其門即可。這些都是他忠厚的地方。幾十年來,無論我在上海編《書法》雜誌,還是在香港編《書譜》雜誌,或主辦中華藝術家網站,或在城市大學講授書法,他都是積極的支持者,神會心契,實屬不易。

  他在復旦還講文字學,說:「凡是一字,當明六義:一此字如何寫,二此字如何讀,三此字如何講,四此字為何如此寫,五此字為何如此讀,六此字為何如此講。此六義有一不明,不得云識此字。」他寫文章說,自己姓柳,而不識柳字,蓋做不到此六義也。我讀他的文章,嚇一跳,因為我姓黃,亦不明黃之六義也。我年輕時求學,不敢輕言問老師,有問題當反覆研究,有不可解者,始請益。現在的學生,連查字典都懶,隨口發問低級問題,故不能成材。我倆都在當老師,柳君遠比我嚴厲,公告學生說:「有不識之字,勿問吾,我不識字」,以逼學生思考和研究。他就是這樣坦率而幽默的人。

  二零零五年,香港某社團辦展覽,邀請柳君來港講演且展出作品,柳君見名單,問為什麼沒有我,請人帶話給我一起展出。其實我不屬於那個團體,自然有所不便,但我極想和他謀一面。未料柳君因血壓太高,臨時不能上機,不久即去世了。至今想來,還是非常婉惜的事情。向使柳君不死,必有更多的主意,更多的貢獻。中國缺少這樣的人,這使我不能不懷念柳君。時間越久,很多往事的細節越模糊,但柳君總的形像卻逐漸鮮明起來。他駕鶴西遊已經五年,明吕坤說「盖棺定論」,我和友人崔爾平先生好幾次談起他,我們的看法可以對他作一個定論:柳君是個人物。

  講到人物,難矣。什麼是人物?這世界滿街都是人,但沒有幾個人物。司馬公著《史記》七十列傳,以伯夷、叔齊為第一,即因這兩位是當時人物,錢賓四先生譽之為中國歷史精神之代表。蓋所謂高官顯宦,只是職位而已;大賈鉅富,不過財產而已,未必是人物。人物必有其獨特之處,卓然獨立,可議可憶,有其思想,有其趣味。大陸人物如沈尹默、梁漱溟、馬寅初等等,均在民國受教育,至文革後逐漸凋零,只剩余秋雨之輩了。柳君一生追求學問,片紙碎簡,皆集篋中,孜孜矻矻,有始有終,嗚呼柳君,我實心痛。

  2010年7月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