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１

緣起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加拿大西部的英屬哥倫比亞省省長哈克宣布，中文將列入省試科目。這意味著，十二年級的中學生參加省試時可以選擇中文科目，而成績會計入大學新生的總成績中。近年來，大批華裔移民湧入哥倫比亞省，華語使用者人數已經排位第三，僅次於官方文字英語和法語。中文報紙、招牌、廣告在溫哥華隨處可見，哈克省長的決定，正是反映出哥倫比亞省這一變化。

　　但哈克沒有想到，中國人現在使用著簡繁兩種字體，學生該學哪一種，考試應考哪一體，眾說紛紜。大陸移民比較傾向於簡體字，港臺移民幾乎一邊倒地擁護繁體字，海外的出版物全是繁體印的，甚至大陸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是用繁體印刷的。大陸移民也有人希望孩子學繁體，因為他們到海外後，不能不讀繁體的出版物。

　　哥倫比亞省當局最後決定簡繁並存，中文學校必須教授簡體字，而同時教師可以講授繁體字。在省試時也可以選擇任意一體。這樣決定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倒霉的卻是學生。中文原就不好學，現在又要加多一種負擔，其效果也就可想可知。

　　我在這背景下，寫了《簡體字，還是繁體字？》一文，一九九五年六月二日至五日在加拿大《明報》一連四天刊載，引起廣泛注意。英屬哥倫比亞省省中文協會曾召開一次會議，就繁簡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我也是被邀請者之一。

　　漢字使用兩種字體，反映了中國目前分為海峽兩邊的政治現實。海峽兩岸不但字體不同，習慣用詞也差異甚大。戰國時所謂「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現在也差不多如此。文字的問題，不僅僅是語文問題，其意義值得深思。

　　這篇文章是在國外寫成的，當時尋找資料非常困難，至今已經十五年了。我注意到最近內地又有關於簡體字的討論，所以將此文找出來，略加修改，放上網誌，或許對有興趣研究這一問題者，有些參考價值。

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２

一 大陸使用的全是簡體字嗎？

　　簡體字以前魯迅稱之為「簡筆字」 ，有人寫作「減筆字」，民間叫「簡體字」，它在大陸官方文件上的正式名稱叫「簡化漢字」，或「簡化字」。和「簡體字」相對稱，許多人把原來的漢字稱為「繁體字」，其實傳統的漢字有繁有不繁，「繁體字」只是近似的俗稱。

　　簡體字和繁體字是不對等的兩個概念：繁體指流傳下來的漢字正體，它本身是一個完整的文字系統。簡體只是一小部分筆畫比較多的繁體簡化字，簡體字並不能獨立作為一個文字系統。現在人們經常有一個誤解，就是以為中國大陸已經全部使用簡體字了，實際上簡體字數量並不多，漢語的文字表達，大部份還得靠繁體字。

　　簡體字有多少呢？

　　大陸公佈簡化字共有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由國務院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這個方案包括三個表︰第一表的230個簡體字﹝ 即從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起在北京和天津四十種報刊上試用的第一批簡化字﹞，從公佈時起可以正式通用；「漢字簡化第二表」的285個簡體字﹝即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起推行的第二批簡化字﹞以及「漢字偏旁簡化表」的54個簡化偏旁，作為試用並徵求意見。《方案》全部合計有515個單獨簡體字。

　　至一九五九年七月止，共公佈了四批簡體字。一九六四年五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匯編了一個《簡化字總表》，總表也分三個表：第一表有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有132個可以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為1,754個簡化字，它們是應用第二表的簡化字和簡化偏旁類推出來的，例如「為」字簡化了，那麼就可以類推簡化「偽」、「譌」字。《總表》共計2,238個簡化字， 普通稱為「一簡」。﹝其中「簽」、「須」兩字重見，故總數為2,236字。1986年10月又刪去「迭」、「象」兩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又公佈了《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稱為「二簡」。「二簡」極為粗糙，造成了巨大的混亂，一九八六年國務院下令取消。所以我們現在所說的大陸簡化字，只是指「一簡」而言。

　　可以看到，幾十年來簡體、繁體之爭，主要就是《簡化字總表》中第一表和第二表的484個簡體字。如果再分析一下，其中不少簡化字還是歷史上早已流行的行草手寫體，如「門」簡化為「门」、「車」簡化為「车」，實際上完全新造的簡體字還要少於此數。

　　那麼，一個學生所要識的字﹝也就是常用漢字﹞有多少呢？這個問題在各地區因社會環境不同而統計結果相異。例如香港地區用字較少，一九八六年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編了一本給小學語文老師用的《常用字字形表》，收字4,719個。一九八七年，安子介先生以四份香港大報為對像，連續四十五天統計字數，發現共用字4,687個，而其中3,650個字佔了使用率的百份之九十九點八﹝見1987年12月7日香港《文匯報》第七版安子介《二四零個常用字》﹞。在中國內地，國家文改會是以4,500個常用字為簡化對像的，但顯然不足以應付日常所需。一九六二年文化部、文改會、教育部共同制定了《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收字6,196個，一九六五年一月正式下達推行，現在中國所有印刷用字，除古書翻印外，都是按照這個表的統一字形刊印的。一九七五年，文改會、科學院、國家出版局、新華社等組織北京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的排字工人，指導一千五百個中學生統計了二千一百六十二萬字的四類書刊資料，編出一份《漢字頻度表》，於一九七七年十月發表，收入常用漢字6,335個。目前最權威的是一九八一年國家標準總局公佈的《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收常用一級字3,755個，次常用二級字3,008個，合計6,763字，現在中文電腦上用的基本國標字就指這一字集。由于電腦技術的進步，市面上中文軟件所附字庫已經擴大到13,500字，﹝以一度最流行的臺灣中文軟件「倚天」為例，常用字為5,401，次常用字為7,652，共計13,053字。﹞甚至有三、四萬字的，但就常用漢字而言，大致是六千多字。

　　如果以文改會簡化方案中較低文化程度群所使用的4,500字計算，《簡化字總表》裡單獨的簡化字有484個，僅占10.8%；類推的簡化字只佔49.7%。

　　以普通文化程度的6,763字計算，《簡化字總表》其中單獨的簡化字484個，僅占7%；類推的簡化字只佔26%。即是說，在中國內地一個人讀書識字，每一百字中有33個字是單獨簡化字和類推簡化字，而其餘67個字還是傳統的繁體字。

　　如果以較高文化程度群所使用的13,500字計算，每識一百字中，單獨簡化字僅4個，類推簡化字13個，還有83個是繁體字。

　　由此可見，不論在大陸還是在香港、臺灣，中文大部分還是用傳統的繁體字。所有學中文的人，主要還在學繁體字，任何人不可能只識簡體字而不識繁體字。文化水平愈高，則所需學的繁體字愈多。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大約識一個簡體字，還得至少識兩三個未簡化的繁體字，才能閱讀寫作。

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３

二 還能繼續簡化嗎？

　　簡化字太少，它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也就成了一個疑問，我們能不能把所有的繁體字都簡化呢？有些字本身已經很簡，如「一、二、三」之類，不用簡化，然而也有相當數量的字仍然很「繁」。一些研究者已經覺察到這一問題，有人對一九五二年六月教育部制訂的供掃盲識字的《二千常用字表》進行統計，發現「簡化以後，二千個常用字當中還有11畫以上的漢字786個。假定把這786個漢字都能進一步簡化為10畫，那麼，二千個常用字的筆畫總數將減為17,346畫，每字平均筆畫將減為8.7畫。這比沒有簡化以前每字平均可以減少2.5畫，即減少22.3%；比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每字平均可以再減1.1畫，即再減9.8%。」﹝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p.342，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三版。﹞

　　一九六零年四月，中共中央《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再進一步設想將全部漢字減到十畫以下，文件說：

　　「為了加速掃盲和減輕兒童學習負擔，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使每一字盡可能不到十筆或不超過十筆，盡可能有簡單明了的規律，使難寫難認難記、容易寫錯認錯記錯的字逐漸淘汰。這一任務必須依靠廣大群眾，……請各省市區黨委指示當地有關部門在最近期間提出一批新簡化字的建議，報告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綜合整理後送中央和國物院審定。」﹝引自鄭林曦：《漢字改革》，p.46，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

　　這個指示傳達後，各地動員黨政機關、學校、廠礦、人民公社、部隊千萬人大規模創造簡化字，表面上是集思廣益，轟轟烈烈，一九六零年報送了一批，至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中又報送一批，實際上報送的都是千奇百怪的生造字，不識字的人都可以造字，令人嘆為觀止。一九七三年年中，權威的中央《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先後發表文章，竟說反對文字改革就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使中國淪為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見文華：《文字必須改革》，1973年7月6日《人民日報》第三版；聞宣：《積極而穩步地進行文字改革》，1973年5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字改革」第一期﹞，在這樣嚇人的大帽子下，社會上人人表態擁護大量簡化漢字。但事與願違，經過反覆的研究和比較，發現大多數繁體漢字簡不下來，並不是如想像中容易。比如一個「停」字，想簡為「仃」字，但原來就有「伶仃」的「仃」字；想把「遇」字簡為「迂」，但原來就有一個迂迴的「迂」字。橫搞豎搞，再能勉強簡化的僅幾百字。

　　周恩來是推動兩次漢字簡化的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五年五月文改會擬出《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報請國務院審閱。同年九月周恩來總理審閱了《草案》，并提問說︰『此事﹝簡化漢字﹞主席說了這麼長時間了，為什麼這次才這麼一點？』又說：『徵求群眾意見是好的，允許群眾修改。偏旁大可以簡，而且要一律』」﹝見鄭林曦：《漢字改革》，p.46，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把二簡草案退回再議。文改會諸公絞盡腦汁，把古往今來的錯字、別字、異字一股腦兒全收集起來研究，總算增加了一點。一九七七年五月華國鋒秉政時公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新簡化字也只有853個，簡化偏旁61個。這些字中有用簡化偏旁61個類推出來的391字，真正簡化的只有462字，普通稱為「二簡」。

　　第二批簡化字在實際應用中弄出了大問題。一九七七年十月，二簡的第一表248個簡化字經國務院批准在部份報刊上使用。方案一公佈，各界一片嘩然，大學中文系的反對更為強烈。比如「煤」簡成「火乚 」，「慢」簡成「 忄万」，「街道」簡成「彳　辶刀」，實在無法使用。我記得官方曾用「二簡」試印小說《金光大道》，結果沒有人能讀懂。有海外華人撰文責問說：「展」字簡化為「尸下加一橫 」，豈不是尸體放在板上展覽嗎？「道」簡成「辶刀」，講道理不用腦袋用刀嗎？最後，連各中央機關都拒絕採用「二簡」，國務院被迫下通知停用，讓「二簡」自動消失，至今已經十八年了。

　　當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說明》中說︰「這次簡化以後，在4,500個常用字中，超過十筆的還有1,300字。……此外，還有一些筆畫不算多，但是難寫難讀或容易寫錯讀錯的字，也需要在簡化過程中求得解決。這些字怎樣簡化，希望大家討論。」實際上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更遑論4,500 個常用字以外的字了。

　　文字是不能朝三暮四地改動的，每改一次，所有的人就要重新識字一次，印刷字型、商店招牌、書籍課本、甚至名片信封都要換一次，其浪費至為驚人。漢字是漢族人民幾千年來的集體創作品，老祖宗何嘗不想簡單一些，只是社會生活日益發展，不得已而為之。幾千年來，漢字逐漸形成了一個相當嚴密的科學系統，牽一髮而動全身。簡化漢字在書齋中談談似乎很正確，一用到社會上，三百六十行都要行得通，並不是那樣容易的。

　　以國家的力量，設立專門的機構，化了二十年時間，上至主席總理，下至販夫走卒，動員了千萬人想辦法、出主意，結果證明近一步簡化漢字的想法，已是此路不通，我們寫字，多數還得使用傳統的繁體字。

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４

三 簡體字是否比較方便？

　　文字的使用主要涉及到學習是否容易、辨認是否清楚以及書寫是否迅速，即易學、易讀和易寫三項。但這三項的重要性有所分別，著名的文字改革專家周有光先生在《文字改革概論》一書中說：

　　「在一生的時間當中，學認和學寫只佔較少一部份時間。學習階段過去以後，就是經常的書寫和閱讀。書寫所佔時間在一生中也並不多，除非以文書寫作為職業的人們。跟文字接觸的時間，任何人都是以閱讀為最長。對於經常閱讀的速度來說，筆畫減少可以增進視覺的明晰度，因此是有利於提高閱讀速度的。但是，如果筆畫差別太小，形體近似增多，那就辨別容易錯誤，視力容易疲勞，從而降低閱讀效率。筆畫普遍減少以後，差別太小和形體近似的字形很可能自然增多。這是在擬訂簡化方案時候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總的來看，筆畫簡化對學習的好處較大，對經常書寫的好處次之，對經常閱讀的好處又次之。」﹝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p.343，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三版。﹞

　　對周先生的結論，我們不妨討論一下：

　　﹝一﹞易學

　　簡體字是否比繁體字易學？學一個字，需要記住字形、字音和字義三個要素。簡體字勝在字形簡單，但它往往增加了字音和字義的復雜程度。

　　我舉部首「髟」為例，髟音標，本指長頭髮或動物頸上的長毛，髮、鬆、鬍、鬚、髭、髦、鬟、鬢等字，繁體皆從「髟」部，全是鬍子頭髮一類。「髟」下的字就是讀音﹝有些古音且不論﹞，筆畫雖多一些，一望而知其所屬。簡化字中對這一部首的字採用了各種方法：

　　第一，單取聲旁。如取消「鬆」字，以「松」代替。字是少了一個，但「松」原只指松樹，但對識字者來說，現在要記住「松」字不僅是一種樹，而且也可以形容蛋糕的質地。譬如「松花蛋」是皮蛋，指蛋皮上有類似松樹葉狀的花紋，不是鬆化蛋；而「松化餅乾」則是鬆脆的餅乾，和松樹沒有關係。「稀鬆」原指鬆鬆垮垮，現在簡成「稀松」，望之有如「稀有之松樹」。一身而兼二義，這算易記易懂嗎？

　　第二，用古代本字來簡化，如「鬍鬚」簡成「胡須」。「胡」原指牛頤至頸下的垂肉，引伸為下垂之物；古人在「胡」上加「髟」，專指頤和頸部的毛，二者遂有區別。「胡」後來常指西北少數民族，唐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原義「張飛胡」為面黑，照簡體字很容易誤解為「張飛是毛鬍子」了。「須」雖是「鬚」的本字，但「須」後多用於「必須」之義，簡體廢「鬚」用「須」字，將「鬍鬚」和「必須」兩種字義重新併入同一個字形「須」中，容易混淆，如用簡體字寫「你何須每天整理胡須」這句子，面目頗不清楚。古代本字由于延伸義的增加，常常衍生出幾個字，代表不同的意思，簡體字一歸併，前人的用意全白廢了。

　　第三，借用它字的草寫體。如「髮」簡成「发」，這個字原是「發」字的草寫，與「髮」字的草寫不同，大約想減少一字，所以「髮」借用「發」的草體。這麼一來，「发」字無端多了一個意義，還多了一個讀音：唸上平聲時為「發」，為發財之發；唸去聲時為「髮」，為頭髮之髮。廣東人過年吃髮菜，諧音「發財」，沒想到簡體字真的合二為一了。

　　第四，用其它簡化字類推。「賓」已簡化「宾」，所以「鬢」字可以類推為「鬂」。但只有規定的幾個字可以類推，上述取聲旁、取本字等簡化手法，並不能推廣應用到其它字上，如「時髦」不作「時毛」，丫鬟不作「丫環」。大家知道關公人稱「美髯公」，「髯」是面頰上的毛，卻不能簡作「冉」。又如「髭」是唇上之毛，也不簡作「此」，「髭鬚皆白」大陸寫成「髭須皆白」。下巴上的「鬍鬚」簡成了「胡須」，為何面頰之毛「髯」和唇上之毛「髭」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簡作「冉此」？厚此薄彼，一甚於此。

　　從上所述，簡體字幾乎是沒有什麼章法，十八般武器拿在手，喜歡怎麼用就怎麼用。照我想來，真要簡化的話，不如減少「髟」字筆畫，而其下的聲旁基本不動。這樣，不單整個部首所有的字都簡化了，而且形、聲皆與傳統字都相近。現在把「松」、「須」、「鬂」、「胡」等字放在一起，學生能一望而知這都是指頭髮鬍鬚的嗎？照我的教學經驗，部首對識字有極重要的作用，部首一亂，那真是叫人死記硬背了。

　　漢字的發展其實已經朝著形聲的方向走，但簡體字卻大量使用了新造象形字、會意字和生硬假借種種落後手法。識字最怕同一個字讀音多，字義雜。如果每個字形只有一個字音和一個字義，我以為是最容易記住的。如英文中的get，筆畫很少，很容易寫，可惜有幾十個意思，要全部記住就不簡單；multiculture雖然長，它的意思只有一個，相比之下反而容易記住。而現在簡體字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們眼睛只盯住字形，為了字形簡單而不惜使一個字形增加字音和字義。說簡體字易學，沒有說服力。

　　﹝二﹞易寫。

　　簡體字筆畫較少，寫起來自然較快。一般人都以為這是簡體字的最大好處。

　　可是有否想到，寫簡體字可以快到什麼程度呢？

　　一九五六年第一批簡化字包括515個簡化字和54個偏旁，當時就有人作了各方面的統計：單就這515字而言，「在沒有簡化前每字平均16.08畫；簡化後每字平均8.16畫。就這515字而論，省去了大約一半筆畫。」﹝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p.341，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三版。﹞ 如是觀之，節省的比例是很高的。

　　周有光的資料，早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曾正式宣布，結論完全相同：「採用簡化漢字的利益是十分顯著的。漢字簡化方案第一表和第二表所簡化的繁體字五百四十四個，筆畫總數是八千七百四十五畫，平均每字十六點零八畫；簡化之後歸併成五百一十五個簡化漢字，筆畫總數是四千二百零六畫，平均每字只有八點一六畫。就是說，寫簡化漢字比寫繁體字可以省力一半。在這兩個表裡，十畫以下的字在簡化前只有三十四個，簡化後增加到四百零九個，十一畫的字在簡化前和簡化後都是三十五個，十二畫以上的字，簡化前有四百七十五個，簡化後減少到七十一個。如果把第一表和第二表中的五百一十五個簡化漢字，依照第三表偏旁簡化辦法繼續加以簡化，那末每個簡化漢字的平均筆畫估計可以進一步減少到六點五畫，只佔原來繁體字平均筆畫的百分之四十強。」﹝見《人民日報》1958年2月14日第二版﹞原繁體字平均十六筆，簡化後為八筆，大約節省一半。

　　但是，實際寫文章並不是只寫簡體字，並不是只寫這515個字。而是簡體、繁體雜用的。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簡體比純用繁體省多少筆畫呢？

　　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唐嗣豐先生在《從實用統計中看簡化漢字》一文中說，據一百篇北京《人民日報》社論統計，總字數為255,124字，如用繁體每字平均為9.15畫，用簡體每字平均為7.67畫，平均減少1.48畫，即減少16.1%。﹝見唐嗣豐：《從實用統計中看簡化漢字》，《光明日報》1956年8月1日，轉引自周有光先生《漢字改革概論》一書第六章，p.342，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三版。﹞

　　此外有人對二千常用字表作了統計。二千個常用字在未簡化以前一共是22,375畫，簡化以後一共是19,560畫，每字平均為9.8畫，比繁體減少1.4畫，即減少12.5%。﹝見Y. N.《常用漢字筆畫統計》，《文字改革》雜誌1958年3月，轉引自周有光先生《漢字改革概論》一書第六章，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三版。﹞

　　二千常用字是給掃盲水平的人用的，其中簡體字出現較多，平均每字所省也只有一筆半不到；如果以普通文化程度用的6,763字計，繁體字的比例較大，則平均每字可減的筆畫還要少；如果以更高水平的13,500字計，其中大量是繁體，夾用簡體可省的筆畫更微不足道了。

　　所以簡體字易寫的好處，實際上是很微小的。況且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說「書寫所佔時間在一生中也並不多，除非以文書寫作為職業的人們。」實際測定中發現書寫速度並不因寫簡體字而顯著加快，而主要取決於熟練程度。假如使用中文電腦輸入，則繁簡根本沒有區別了。

　　其實想要「易寫」就應當提倡手寫體。眾所周知，各民族文字都分為印刷體和手寫體，或叫正體與草體，英文、日文、俄文等等都是如此。印刷體是供閱讀的，要求清楚易辨，但筆畫較多；手寫體是供書寫的，要求書寫流便，所以往往省簡結構。兩者目的不同，但相輔相成。我國人民一直採用兩種字體並行的辦法，篆書時代有草篆，隸書時代有草隸﹝章草﹞，楷書時代有行草。當熟練程度一提高，書寫者往往自然地轉為行草書，採用筆畫連寫、部份省略等傳統手段以加快速度。所以，一個有較好訓練的書寫者即使寫繁體也遠較一個無訓練者寫簡體為快。近代于右任先生大力提倡手寫體，他化了很大的精力創造標準草書，以提高書寫速度。對于先生的工作，我有另外的文章專論其得失。上海也有一位黃若舟教授，專門研究漢字快寫法，所出的書印刷量超過一千萬冊。快寫使用的是行草法，並不是漢字簡化。一些人看到民間的手寫體，硬說「群眾中早有使用簡體字的要求」，我認為他們是混淆了正體和草體。

　　﹝三﹞易讀。

　　這裡指的是閱讀。周有光先生所說「筆畫減少可以增進視覺的明晰度，因此是有利於提高閱讀速度的，但是，如果筆畫差別太小，形體近似增多，那就辨別容易錯誤，視力容易疲勞，從而降低閱讀效率。筆畫普遍減少以後，差別太小和形體近似的字形很可能自然增多。這是在擬訂簡化方案時候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

　　閱讀者要求字形清楚，這個清楚不是印刷水平好不好，而指一個字形和另一個字形之間不雷同，容易辨認。像己、已、巳三個字，戊、戍、戌三個字，字形太近，都不易辨認，文改中從無人提出。反而如「幾」簡成「几」，「兒」簡成「ㄦ」，增加了形近字。

　　周先生說「總的來看，筆畫簡化對學習的好處較大，對經常書寫的好處次之，對經常閱讀的好處又次之」，讀簡體是否比讀繁體快，他也是懷疑的。

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５

四 簡體字的使用範圍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國國務院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曾明確地說：「除翻印古籍和有其它特殊原因的以外，原來的繁體字應該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這裡，很清楚地講明了簡體字只用於古籍之外的現代白話文語体上。從那時到現在，內地專業古籍用繁體，白話用簡體，兩者並行，可見大陸事實上廢不了繁體。

　　簡體字為什麼不能用於古籍上呢？上文已經提到，由于簡化時把繁體字作了許多合併，字音、字義會引起相當多的歧義。比如「面」字，原義為顏面，臉之眼睛、鼻子和臉頰這一部份，所以有「前面」、「面孔」、「面目」等名稱。現在將「麵」簡化為「面」，那麼「老面皮」究竟是厚臉皮還是麵團的乾外皮呢？「面粉」究竟是臉上搽的粉還是小麥磨的粉呢？《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董天然兩個早起來，打點面湯早飯」，這個「面湯」是洗面水，不是麵條湯，直到現在，上海人仍叫洗臉水為「面湯水」。又如簡體中用「后」字代替了「後」字，這兩個字在古代曾經是可以通用的，但後來將「後」字作為「前後」之後，將「后」字作為「皇后」之后，意義已不相同。用簡體字寫「后來」意思是「事情之後」，而在古籍中是「皇后來了」。「餘」是多餘之意，「余」是我的意思。「多餘一人」是多出了一個人，「多余一人」是多了我一個人。簡體字取消「餘」字，歸入「余」字，意思就混淆了。又如一個「鬥」簡化為「斗」，從形體上說，自然比「鬥」字容易，但「斗」為量器，「鬥」為爭鬥，音、義全然不同。這種例子，簡直是不勝枚舉。正因為如此，所以從第一批簡化字實施之時，已經規定古籍仍用繁體字。換句話說，簡體字的製定者是瞭解簡體字是會引起歧義的。

　　但國務院文件上沒有說明，如果遇上白話文中雜有古文的情況怎麼辦呢？比如我寫文章時經常引用古文，是否古文這一段要改用繁體呢？又比如雜誌或報紙上某個版是研究古文的，是否這一版用繁體，而其餘用簡體呢？這樣一來，讀者豈不是還要學習繁體字。事實上，大陸的出版物常常把白話中的古文排成了簡體，除了少數幾家專業古籍出版社尚用繁體外，大多數出版社早就放棄這一條了，理由是廠方已找不到排繁體的工人，或沒有繁體的排字設備等等。隨便找一本大陸中小學的語文書，其中所選的古文也全是簡體字。這樣公然違反國務院規定，我從未聽聞政府起訴過哪個人。如此偏幫簡體字的結果，自然是讀者要付出誤會字義的代價。

　　國務院文件中還說到「有其他特殊原因的」也用繁體字，如書法字帖、海外版書報等等，都屬於「特殊原因」範圍。周恩來說過不強迫書法家寫簡體，如果他們覺得繁體字比較好看的話。但近年就發了文件，規定商店招牌請書法家寫，也必須是簡體。姓名問題也是頭疼的事，如「党」是姓氏，但亦有人姓「黨」，如《左傳．定七年》有黨氏，《藝文類聚》有「黨家姬」，現簡化字「黨」併入「党」，兩姓變成一家了。中國人的姓，據陳仁德《黃帝百家姓》所錄有九千一百七十七個，現在究竟有多少，我手頭沒有統計資料，但只用簡體字顯然遠遠不夠。再說，名字中有繁體怎麼辦？如簡體字用「适」代替「適」，「胡適」是否就是「胡适」？假定大陸出一份公證書，證明某人是胡适之子，他是否就是胡適之子？在繁體中「适」讀音為 kuo，照此胡適變成胡 kuo了。「乾」、「幹」和「干」原是三個字，現全用「干」，若我匯款給「李乾」，則「李干」可否領取？在大陸的印刷廠、郵電局、公安局、博物館、圖書館、公證處、出版社、駐外單位等，都需要用到繁體字，更不要說大學和社會科學院了，在這種單位，幾乎人人都要懂繁體。所以「有其它特殊原因的」也不是少數。

　　所以簡體字的使用範圍，只限於現代白話文，只限於絕對不接觸繁體者，只用於一九五六年後的印刷物，較之於繁體字來說，簡體字的使用範圍相當小。

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６

五 簡體字是給誰用的？

　　簡化字從一開始就是為初學中文者設計的，它適合只需閱讀初級讀物的人仕。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承認簡體字的擁護者主要是文化水平較低的初學者，他說︰「﹝漢字簡化﹞方案公佈後，……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作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周有光《文字改革概論》說：「1956年的漢字簡化方案在實踐中受到廣大群眾特別是工人、農民、小學生和語文老師的歡迎。」﹝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pp.343-344，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三版。﹞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這樣說：
　　「簡化漢字的推行，無論在兒童教育、掃除文盲和一般人的書寫方面都有很大的利益，因此受到廣大群眾特別是少年兒童的熱烈歡迎。
　　一些右派分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說漢字簡化搞糟了，要國務院撤回漢字簡化方案。簡化漢字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對，把它說成壞事。我們從廣大人民利益的立場出發，應該肯定：漢字簡化確實為億萬兒童和文盲辦了一件好事，是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
　　非常清楚，簡體字的對象，是文盲和少年兒童。

　　這一政策也是大陸文字學界的共識，鄭林曦《漢字改革》一書說：「簡化漢字是為的讓廣大的工農群眾和兒童更容易學會漢字，是為了書寫使用漢字更便利。」﹝《漢字改革》，p.60，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簡體字是為「廣大的工農群眾和兒童」所備，很顯然，這只是中小學的文化程度。當前世界的趨勢，直接從事於生產的工農群眾越來越少，教育程度越來越高，中小學程度已不足夠，接受高等教育在新一代中已成為普遍的要求。你是否準備將來深造時再從新學一學繁體字呢？

　　至於周有光說語文老師歡迎簡化字，請看下列文件：在簡化字公佈八年之後，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化部、教育部發出聯合通知《明確規定簡化偏旁的使用範圍》，其中說：

　　「國務院一九五六年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推行以來，深受群眾歡迎，但是其中關於簡化偏旁的使用範圍，交代得不夠明確，因而在教學上產生不少困難，在印刷上產生許多分歧。……這樣就使中小學校語文教師和出版校對人員無所適從。許多中小學語文教師在使用這些簡化偏旁時，無法決定他們是寫得對或是不對，應不應該批錯扣分，因而教師和學生都感到困難。」﹝見《光明日報》1964年4月1日《文字改革》雙週刊第九十期。﹞

　　這是中央機關文件極為罕見的坦認情況混亂。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國務院曾發出一個指示，想糾正這種情況，文改會、文化部和教育部的聯合通知就是根據國務院指示而作的。語文老師是否歡迎簡化字，看過上列通知就有結論。

　　簡體字從一九五六年方始實行，用簡體字印刷的新書刊，較之歷史上的繁體書籍、碑刻、抄本、文件等，畢竟只是少數。只懂簡體者的閱讀對像被限制在一九五六年後的出版物這樣一個狹小範圍之中，對小學生、普通群眾也許可以，但文化層次一提高，還是要重頭學繁體字。面對四千年來的繁體書籍文件，包括研究一九五六年前的中共黨史資料，不可能不需要掌握繁體。事實上，一個人進了大學必然要重新學習繁體字，因為歷史上繁體書遠較簡體為多。

　　我自己在識字時，是讀繁體字。小學上到一半，奉命改學簡體字，這樣一直到中學畢業，都是用簡體字，繁體字漸漸忘了。不料再讀上去，竟又要回頭重新學繁體字。這樣一生前前後後學了三次，所浪費的精力且不說，很多字義的混淆，都是小時候學簡體時帶入的，後來化了很大的氣力去研究繁簡之分別，寶貴的時間就這樣浪廢了不少。《漢字改革》一書說：「至于說古代圖書，那是只要把簡體繁體漢字對照學一學，就仍然可以看懂的。……至于專為少數人研究用的古書，當然還可以採用繁體字印刷。」﹝見鄭林曦：《漢字改革》，p.60，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這真是說得何其輕巧﹗水攪渾容易，把水弄清就困難。今天大陸學生中文水平急劇下降，他們普遍分不清「丰姿」還是「豐姿」、「四人邦」還是「四人幫」、「搗亂份子」還是「搗亂分子」、「製造」還是「制造」。一個一個字皆要重新學過，把簡化字攪混的意思一一剔出去，實在比初學文字的人還要費工夫。

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７

六 為什麼要製訂簡體字？

　　為什麼要化那樣大的人力、物力來製訂一種簡體字呢？它的目的何在呢？這可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明：「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又說：「漢字的拼音化需要作很多準備工作，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當前的應用。」﹝見1973年7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字必須改革》一文說︰「偉大領袖毛主席1951年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出，漢字的拼音化需要作很多準備工作，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當前的應用。」見中國文字改革出版社1974年所出《文字必須改革》一書，p.1。﹞一九五六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漢字簡化方案》時的說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所作《關於文字改革》的報告，都是遵循毛的這一指示。

　　簡言之，大陸文字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廢止四千年來的傳統漢字，改用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在這之前，作為一個過渡，是先簡化漢字，同時大力推廣普通話和拼音字母，使全國人民逐漸統一語音和習慣使用拉丁字母，以期水到渠成，自然地替代漢字。到那時，簡體字一樣屬於廢除之列。

　　毛澤東並不是漢字改革的始作俑者，甚至不是積極擁護者。在歷史上，早就有人提出改革漢字，如王照、錢玄同等等，在中共內部，比毛更早、更積極從事文改的大有人在。有關中共文字改革的歷史可分建國前後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為「文字革命」，當時主張一拳打倒漢字，奇怪的拳師竟是蘇聯。蘇共是文字革命的發燒友，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即開始推行東方民族文字拉丁化運動，列寧將之稱為「東方偉大的革命」。當它擴張至中亞、東亞時，宣布廢除信奉伊斯蘭教的阿塞拜疆等加盟共和國原來使用的阿拉伯文字，為其另創新文字，起初用拉丁字母﹝1921-1932﹞、後再改為俄文字母﹝1936-1940﹞，負責這一工作的機構即全蘇語言研究所。一九一七年，莫斯科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已進行如何用字母拼寫漢語的研究，時比中共成立還要早四年。

　　一九二八年北伐後國共分裂，一些共產黨人如中共第二任總書記瞿秋白、建國後任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的吳玉章、毛澤東早年的同學蕭三等流亡蘇聯，先後參加了共產國際指導下的「中國新文字運動」。一九二九年，瞿秋白和蘇方專家郭質生合作的《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出版。一九三零年，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成立，由蘇方龍果夫、郭質生和中方瞿秋白組成的三人小組，對《中國拉丁化字母》進行修訂。後瞿返國，蘇方另組「中文拉丁化委員會」，由阿里克西也耶夫任主席，龍果夫任秘書長，委員有蘇方語言專家和蕭三等，繼續修訂工作，最後產生了「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一九三一年五月，此方案提交全蘇各民族新字母中央委員會獲得批準，遂由蘇方龍果夫、柳賓、斯平青、萊希特和蕭三等組成「突擊隊」到遠東城市海參威、伯力華僑中宣傳試驗。九月二十六日，蘇聯在海參威召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林伯渠、吳玉章、蕭三等參加。大會發表了《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這一文件，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現在的時代」，因此，「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並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畫來拼音或注音」，也就是反對當時國內使用的注音符號。在這個宗旨的指導下，方案全部採用拉丁字母，並確定以北方話為基礎，不標四聲，當時稱為「北方拉丁文字運動」，簡稱「北拉」。「北拉運動」被稱為「中國文字革命的起點」。

　　共產國際為著解救中國「被壓迫勞苦群眾」，采取大包大攬的做法，據一九三三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統計，蘇方所印各種「中國新文字」的課本、讀物、文法辭典已達十萬多冊，足夠使在蘇聯的華僑人手一冊。﹝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字卷．拉丁化新文字》，或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pp.45，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三版。﹞一個外國政黨，一個外國政府，竟然如此不惜工本地希望消滅漢字！舉例來說，「時常用新文字看書寫字」這一句話，用「北拉」寫出來變成了　shchang yng sin wenz kanshu siesin，這是否是我們中國人的幸福，真使人有受寵若驚之感。

　　海參威原屬中國，中國人較多，故「北拉」作為試驗基地，其主要對像為海參崴的工人和東北退入蘇境的抗日聯軍。一九三三年「北拉」傳入國內，瞿秋白的密友魯迅曾撰文熱烈地加以宣傳。﹝見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語文的新生》，1934年9月24日作；《關於新文字》，1934年12月9日作。﹞一九三六年紅軍長征到陜北，曾在紅軍大學中設立新文字課程，由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任教。用拼音文字的前提是先要會講標準國語，可惜徐是湖南人，有些字音分不清，他自己也很苦惱。﹝見轉引自董志英：《毛澤東軼事》，崑崙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一九四零年全國有二、三十個新文字組織，連香港都有新文字學會會報。在中共各根據地，曾一度廣泛地利用「北拉」進行掃盲，但「北拉」對漢字是採取了徹底打倒的革命態度，實際上是一種「左」派幼稚病，人們發現根本無法實際使用，結果連最熱烈的擁護者也不用它寫作。毛澤東對新文字採取了曖昧的態度，雖然他的同學、老師都是「北拉」擁護者，但從未見毛本人寫過「北拉」。在全部《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中，只有一九四零年《新民主主義論》中有一句「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所謂「一定條件」這四個字，使人感到毛持有含蓄的保留態度。他好像超然於此事之外。

　　「北拉」在中共建國後繼續推行，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這套蘇聯版的新文字才正式壽終正寢，享年三十四歲。然而它催生了一個畸形兒——簡化漢字。

　　第二階段即中共建國後的文字改革，基本上是在毛的領導下進行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建國前兩個月，吳玉章已經寫信給毛澤東，提出繼續推行拼音新文字並簡化漢字，實際上是要求建國後在更大範圍中推行蘇製「北拉」文字。毛請郭沫若、馬敘倫和茅盾三人研究，他們向毛建議設立專門的國家文字改革機構。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的籌備會組成，同年毛表明態度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正式認同廢除漢字、改為拼音的文改方向。﹝有關內容可參見鄭林曦《漢字改革》，p.42，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可是在具體做法上，毛比較實際，他把「文字革命」改為「文字改革」，即把漢字拼音化作為一個遠期的目標，而現階段則一面使用漢字、一面加以簡化。在一九五二年七月文改研究會的成立大會上，吳玉章發表了顯然經毛批準的政策性講話，承認由于「沒有估計到民族特點和習慣，……認為漢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來代替，這事實上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幻想」，否定了「北拉」的激進做法。他透露，毛澤東「主張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見吳玉章：《文字改革文集．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會上的講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直屬國務院。按照毛的意見，確定在實行漢字拼音化前的過渡階段，以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和拼音字母為三大任務，漢字簡化由此正式進入政府工作程序。僅僅一個月後的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組織全國各地各界二十萬人以上人士參加討論，經國務院設立的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於一九五五年十月提交文字改革會議通過。可以看到，一九五四年是最關鍵的一年，簡化漢字的步伐大大加快，從文改會成立、到全國組織討論、到審查研究、到通過方案，一共才十個月。

　　一九五六年一月，文改會提交《漢字簡化方案》，由國務院公佈。自此「北拉」死了，簡化漢字誕生了；「文字革命」去了，「文字改革」來了。二者在目標上並無差異，只是做法上分幾步走而已。

　　面對社會上對廢除漢字的強烈反對，吳玉章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一個含糊的說明：「即使拼音文字在全國推行之後，為了研究我國古代典籍，漢字仍然要在中等學校或者高等學校內繼續教學，社會上仍然會有一大部份人閱讀和書寫漢字。因此漢字要不要廢除的問題是不存在的。」﹝見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報》。﹞同意漢字將來可以有拼音文字的附屬地位，這是對漢字這一「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作出的最大讓步。吳玉章所說「為了研究我國古代典籍」而可以教學的漢字，當然是為繁體字，簡體字自出生起就不能用於古籍，屆時自然就廢止了。這樣看來，繁體字的壽命比簡體字長得多，簡直是「萬歲」。但在今天，拼音文字尚未實現，「漢字仍然要在中等學校或者高等學校內繼續教學」只是一句空話。

　　我不知道何時會廢除漢字、實行拼音文字，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已經失去了文字改革的熱情，但黨中央沒有正式文件明確說放棄。在老一輩革命家中，他們的確是認真進行廢除漢字工作的。我曾多次讀到前蘇聯少數民族對強迫改變文字的抗議文章，放棄傳統文字所引起的文化衰退令人驚心動魄。國內也曾依照蘇聯的做法，強迫一些少數民族使用「拉丁化文字」，外界很少知道詳細情況。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刊載了《建議恢復柯爾克孜文》一信，信中說︰

　　「新疆柯爾克孜族有悠久的歷史，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歷史上出現過不少文人學者，創作過世界聞名的史詩《瑪納斯》。……可是到了一九六零年，在試行推廣文字『拉丁化』的過程中，竟廢除了柯爾克孜文，這一決定造成了科爾克孜族的教育文化藝術的停滯和倒退。……結果，交白卷的人大有人在。考試制度恢復後，這個差距越來越明顯，柯爾克孜族青年入大學的很少。過去《克孜勒蘇報》柯爾克孜文版有四五千讀者，有近兩百名通訊員。現在柯爾克孜族讀者降到三百多人。十幾年來，再沒有柯爾克孜族通訊員投稿了。」

　　這是現代人為地改變文字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如果真的硬把漢字拼音化，華夏文化亦將陷入巨大災難。

　　在大陸使用簡體後，港臺仍使用繁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採用兩種文字，實在是一個悲劇。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都同意，在考量彼此法律用語和習慣的前題下，三項事務性協議將以簡體字、繁體字不同表述方式處理」，開創中國人使用兩種漢字文本的先例。此事足以證明，文字的變動對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沒有好處。

　　使一切漢字改革熱心者尷尬的是，毛澤東本人從來不寫簡化字。有一次他為《新疆日報》題名時，其中「疆」字省去左旁，只寫右邊，當時立即有人寫文章加以歌頌，但是《簡化字總表》上沒有這個字。

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８

七 電腦技術對簡體字的影響

　　在五、六十年代，對繁體字的一個嚴重指責是造成中文通訊上極大的困難，中文電報編碼與英文相比實在是過於落後。當時英文已有TELEX，而中文要使用電報碼。中文打字機的大鍵盤，又笨又重，起碼要半年才能記住字的位置。直到八十年代前期，香港尚用照相排字機，雖比鉛字方便，但與中文打字鍵盤差不多。做編輯的最怕補字，極費時間。一九六零年美國IBM公司在化掉6,500萬美元研究中文電腦而毫無成果後，宣佈放棄。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漢字拼音化的呼聲一時聲囂甚上。

　　幸而七十年代後期中文電腦隨著十六位元技術取得了重大突破，至今中文不單進入了電腦，而且輸入速度超過了英文。就語音輸入來說，中文發展也相當快。中文電腦已經相當成熟，可以預見到，今天在校讀書的學生，他們工作後將主要和電腦打交道。在鍵盤上，簡體字並不比繁體佔到便宜。輸入法分為從音輸入和從形輸入兩大類，簡體和繁體完全一樣。

　　簡體給電腦技術的麻煩是，中文字庫本來已比英文大了許多，而現在還要準備簡繁兩套字庫，使用許多內碼，佔用大量內存和記憶體，真是事倍而功半。目前兩岸的內碼已經可以統一用UNICODE統一，但簡繁字體卻無法一致。現在有一種電腦軟件，號稱摁一鍵就可以把簡、繁自動轉換，實際上牽涉太廣，根本不行。比如「薑」簡成了「姜」，「蔥姜」可以還原成「蔥薑」，然而「姜太公」、「孟姜女」竟成了「薑太公」和「孟薑女」了。

　　今年十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已經接通了INTERNET，今後網絡上信息大量交流時，統一文字的要求必將強化。中國正在開放和進步，對於中小學初級文化程度而言的簡體字，將會帶來許多技術上、文意上、商業上、法律上的麻煩。今天大陸民間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場合正恢復使用繁體字。此事已經驚動中共高層，前不久，中共國務院專門為此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繼續使用簡體字。我看這個趨勢是擋不住的。《漢字簡化方案》公布已經四十年，對其進行檢討，從而使中國文字從新統一，是必要的。

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９

八 結論

　　我們來作一個簡單的結論：

　　一，簡體字只佔大陸常用漢字的一小部份，識字者大部份仍要學繁體字，想把繁體字全部簡化是不可能的。

　　二，簡體字只能用於現代白話文，在古籍中多生歧義，而繁體則二者皆可。

　　三，用簡體字的書報只限於一九五六年之後的出版物，而繁體可讀兩千年以來的先民典籍。

　　四，簡體字是為中小學初級文化程度者製訂的，文化程度提高後仍要從新學繁體。

　　五，簡體字很不穩定，只是過渡時期暫時使用，公佈一批就要重新學一次，到改用拉丁拼音文字時簡體字也會廢除。而繁體一生則需學一次，無論何時都廢不了。

　　我認為，無論作為近期目標還是長期目標，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想法是錯誤的；國家化費大量人力、物力推廣過渡形式簡體字，也是不必要的。

　　如果你只希望達到中小學以下的普通文化程度，大概學簡體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想繼續深造，或既可讀白話文，又可讀程度較深的古籍，我勸你一開始就學繁體字。

　　由于在溫哥華收集資料較困難，敷衍成文，錯誤之處尚祈各位指正。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寫於溫哥華，前後五個月。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日至五日《明報》加東版一連四天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