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譜》雜誌影響巨大，從創辦起，前後一共出了九十多期。我兩度任職於書譜出版社，第一次是從五十期開始，任執行編輯，當時主編是吳羊璧先生；第二次是一九八九年，任主編。至於社長，前是李秉仁先生，後由督印梁披雲先生擔任。我任職書譜社時，李先生已經去世了。
五十期以前的老班子人馬，有曾榮光、王永楓等先生，封面設計是一位蘇先生，經理是林先生，還有其他幾位，都是兼職的。當時我是惟一全職的，整天在辦公室。這裡所說的「整天」，是二十四小時，因為第一年連睡也在辦公室中。香港著名專欄作家王亭之，在《明報》專欄中曾經寫道「書譜社來了一個坐堂編輯」，其實我是「睡堂編輯」。其中的故事，將來有空再寫。
正因為整天在辦公室中，所以什麼人來往，都由我接待。時間一久，慢慢就知道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情。直到書譜出版社結束，老人馬、新人馬我都熟悉。關於《書譜》雜誌的創辦，聽老人馬講過很多。
主編吳羊璧先生在2000年12月25日《香港書畫報》寫過一篇文章，標題直接說《李秉仁創辦〈書譜〉》，和大陸劉正成寫的完全不同。吳羊璧先生這篇回憶錄，以筆名雙翼發表。吳先生在《文匯報》工作，主持副刊達四十年之久。其尊人也是著名的作家，吳先生給我印象很好，非常儒雅。他以第一手資料，講述當年的經過，生動詳實。
我現在把這篇文章轉載於下，以供研究現代藝文史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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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天樂里口有一家天樂餐廳，現在仍是食肆，卻已屢換招牌了。一九七四年夏天一個下午，我和李秉仁兄在那裹喝下午茶，隨意地談到了書法，沒有想到，幾個月後，因此就有一本書法雜誌《書譜》出版了。
那時我在一家報館擔任副刊編務，工作上的需要，多交各方面的朋友。那幾年認識了許多華僑朋友，李秉仁是其中的一位。他偶然給我幾首舊體詩，有時代轉來梁披雲老先生﹝澳門歸僑總會會長﹞的近作。舊體詩在香港讀者相對地少，副刊上只能偶然用一點，他也不見怪，還是照樣把得意的近作拿給我，不在乎哪一天能夠在報上刊發出來。
記不起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但第一次見面就牢記住了他的姓名與容貌。因為姓名與我的一位妤朋友只差一個字，容貌則有點像一位同事。
他個子不高，神情內蘊，常常像帶有點憂鬱，但他的詩，卻常表達一種怡然自得的心境。
他一談起印尼峇厘島，就禁不住贊美，似乎有一些青春往事令他思念。
給我的印象是：說話不多，是個很隨和的人。
那天我們不知怎樣談到了書法，好象是他問我在香港什麼地方可以買到碑帖。那時國內的出版物凋零，我感慨地說，現在要買碑帖，只能買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了。大家都很無奈。
我們又聊到辦雜誌。
那時的文化人，常有好好辦一份雜誌的心願，但限於沒有資力，往往是說說而已。話頭好像是他開的，說希望辦一份綜合性的雜誌。我隨口答，綜介性雜誌好歹要有個規模，非有較多的人力財力不可。接著剛才談書法的餘緒，我說：「倒是辦一份書法雜誌，雖然冷門，卻可能容易立足，而且開頭時可以用很少的人力物力就幹起來。」
他靜靜地喝他的咖啡，沒有多說。
過幾天，他又來找我了。一見面認真地問：「辦雜誌的事悄怎樣了？」我有點摸不著頭腦，定了定神才知道在繼續那天的話題。我說，「哪裏來的錢？哪裏來的人？那天只是想到就說。」
他說：「我來做。」
那時他在一家公司做事，業務是代理餐具。老板黃豐洲先生，印尼華僑。他說，老板會支持他。至於他自己，以前在報社工作過，文化工作是有點經驗的。現在需要了解的是香港搞出版的情況。
這好辦，那時我對於印刷成本、紙價、發行都熟悉，也有一套編印上簡化程序的經驗。我建議採用十六開本，套一個紅色足夠了。為了省錢，我建議他在家中發稿，自己校對，印好就由廠送到發行的書報社去。這一切，算起來成本不算很高昂。書法刊物，雙月刊或季刊可以了。他欣然地說，我住在長洲，很安靜，晚上可以做這件事。
那時我仍然想，像他這樣沉默隨和的性格，事情大概是慢慢地進行的。誰知接下來，才知道他性格的另一面是：直率，急性子，而且有一份可愛的固執。
接下來的日子他連續約我見面，每一次都解決一些問題，辦雜誌的事進展很快。
一次是重新爭論是否以書法為專題。他說，有些朋友建議，至少應該書畫兼有。光是書法，讀者太少了。我說，如果讓我給你出主意，我堅決主張只搞書法。這冷門，然而有特色，易引起注意。畫呢，以畫為主的雜誌已有了﹝《美術家》就辦得很好﹞，甚至好些綜合性雜誌也以精美的彩頁刊登名家作品。你能夠拿到最好的作品麼？即使拿到了，你得算一算，每期增加若干彩頁的成本是多少！我相信當他默然同意我的主張時，最後的一條理由，「成本」，是最有力的理由。聽他語氣，似乎是很有信心去找到名畫家作品的。不過我也跟他爭論過，即使你拿到齊白石的作品，也不見得能把人家的現成讀者拉過來，除非你拿到的是齊白石最佳之作。書法呢，現在就只有這麼一本雜誌，我們可以刊登王羲之的最出色名作，可以刊登許多人家目前想找而找不到的名作。
但下次見面，他就完全不討論這個問題了。他一開口就問：「《書譜》兩個字，你說教誰來題好？」原來他已經為雜誌定了名﹝好象是梁披雲先生提出來的﹞。我又放言高論，說現代人誰也不請。不管請哪一位大名家題，都會帶來門派之見。更嚴重的，還會帶來一條政治上的界線，我主張從古人碑帖中去集字。
這一次他完全接受。我們馬上討論哪件碑帖好？孫過庭的《〈書譜〉序》當然有最現成的《書譜》二字，但草書看來不合適。他喜歡魏碑﹝後來他以李將分的筆名在《書譜》上寫了不少有關魏碑的文亭﹞，他說，在魏碑中去找吧，《張黑女碑》就很好。我也贊成，《張黑女》字多。
很快又見面，我說：「你連雜誌名都定好了，真要幹起來的樣子？」話沒說完，他說：「刻好了，你看行不行？」他遞過來一張紙片，上面拓了「書譜」兩個字。原來他一回去就找這兩個字，「譜」字找不到，他就找偏旁拼合，自己在一方硯石後面刻，拓了出來，就是這張紙片。
字刻得不大，大致如原碑字的大小。那時還沒有可以放大縮小的影印機，我帶回家，用我的「祿來可得」相機拍了照片，再放大看看，很好，後來就採用做《書譜》的標準字，版權頁上有「李將分刻」字樣。現在我手頭仍保存有最初曬出來的照片。
我開始為他的認真與投入感動，看看他，還是那一副沉默、淡然的神情，但實際上這些天來他是執拗地全速地在投入工作了。這本雜誌一定是辦得成的了。
接著，他給我更大的驚異。他說：「地方租好了，就在你上班的報社不遠，方便你來。」停頓了一下，又訥訥地接下去說：「你來幫我。」他說得很慢，很清楚，仿佛在提出請求，但又是一個不容反對的決定。
我一時回答不來。我止以為這些天發了許多高論，現在是收斂的時候，以第三者的心情來爭著看一份新雜誌的誕生了，沒想到他直接要拉我一起做，而且提出的方式和時間都特別。他先把我當做一定能參加他的工作，又體諒我一定不可能放下原有的工作，那麼就找個地方近我的工作地點，希望我能夠多少兼顧。這是體諒，也是硬來。他已經替我想了那麼多，我又怎樣拒絕？簡直是一個豈有此理的決定！
那時刻我腦子裏轉動著的，無非是一大堆庸夫俗子的考慮。這是一份高薪工作嗎？絕不會是；工作有長期保障嗎？不保險；我還有能力來兼這份差事嗎？很艱難﹝那時我的收入不高而家庭負擔重，工餘還盡量寫些雜七雜八的稿件以謀稿費，實際上正心力交瘁﹞；能雊捨棄原有的工作嗎？不可能；這份雜誌值得辦嗎？值得﹝想到可以在當時荒蕪枯槁的文化士地上試植一株小花小草，覺得還真有點意思﹞；我本身對書法藝術有興趣嗎？倒是有的……。
好吧，我回答，我只能抽出很少的時間，在一旁盡點力，你不要把我當成一個正式的工作人員。
他說：就這樣。我想也就只能這樣。
這時我竟然覺察，這段日子裏，其實他那一股熱誠，那一股對工作的執著，其實已經在帶動著我了。
我減少了一些稿件的寫作，挪出一些時間。現在與他討論事情，不再能像早段時間那樣想到就說了，得多想想做起來的後果了。
他告訴我，黃豐洲先生答應支持他一筆款子，作為開辦。這是他能夠租下辦公地方的原因，而且他自己決定離開黃豐洲先生的公司，全身心都投入《書譜》社的工作。
這位老板真難得！我想。五六十年代時，有許多華僑是很熱心支持文化事業的。黃先生又是一位。後來，我有機會見過黃豐洲先生一面，可惜沒有長談。
這以後是一段忙碌的籌備時間，既然租了地方，除了出版雜誌，還準備出版叢帖，總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手。我們組成的班子十分簡單，部份像我一樣是兼職，麻雀小，五臟全。李兄是社長，其他的人，暫時不必有什麼職銜。大家見什麼做什麼，與現代管理職權分明的觀念大異其趣。不開會，實際的會是在茶樓飲午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要說的都說了。不成熟的意見，在自由的交流中往往很快變成一個可行的主意，甚至是很好的主意。在這上面，李兄帶了很好的頭，他有自以為好的主意，甚至是很好的主意，一定堅持以至固執，有時他說服了別人，有時他覺得別人的意見對，就默不作聲了，回到雜誌社，馬上急急如律令地趕緊去做，就像那本是他急於想做的事似的。
我們普遍覺得他性急。
例子之一是，稿件集得差不多了，大家一算日期，一月份出版正好。但他問，十二月能不能趕出來？要趕是可以的，只是何必趕在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創刊？他可不理，只是堅持：能在十二月出，為什麼不在十二月出？問得也有理，大家都答不來，於是第一期就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出版了。後來訂合訂本，每年六期正好是一厚冊，第一卷特別厚，因為是七冊。這事我至今覺得有趣，的確，我說不出有什麼理由不可以在十二月份創刊一份雜誌。
又一個例子是，他弄來了一套國內出版當時已絕版的碑帖，打算重印。原帖是八開本，其中有些字幅並不大，空白很多。我們都認為最好把開本重新設計一下，因為在香港的書店，要爭取一大片地方來陳列八開本的書籍很困難，不陳列，在銷售上就吃虧了。他聽了也點頭，但過兩天，他與印刷廠方面一商量，八開印刷自然方便，印刷廠不會考慮發行上的策略。李兄其實也不是不明白，實際上是不耐煩慢慢重新設計，在他的心理傾向，有東西總是早一點推出好。
為這麼一份專題性雜誌，我擔心的是一味專門，找來幾篇書法論文一擺了事，連喜歡書法的讀者都不受吸引。因此在起初的午茶中，我一再強調我的個人主張，要把雜誌辦得像一道酒席，開始時上什麼小點，然後什麼熱葷，後來是大菜，甜品。他聽了沒作聲，我擔心在具體編定的時候會有爭執，誰知卻一直非常順利，他一接受，就認真那樣做，那樣思考，有時還具體提出這一期怎樣配搭。不過，我們每期都用不少時間討論重點文章，重點碑帖。有爭論，永遠爭論出好結果。
《書譜》創刊後，反應還好，漸漸地還引起遠近朋友的往意。美國、日本、韓國以至世界各地都有讀者來訂閱。那時《書譜》還是唯一的中國書法雜誌，冷門，但卻跑遍全世界去敲知音讀者的門。每天他從長洲來灣仔上班，我卻不能每天都去。但大家合作上一直很好。
黃豐洲先生在印尼的生意忽然受挫折，原定的支持計劃不能繼續。但《書譜》以及《書譜叢帖》的工作已經鋪開，我見李兄的面容多了一點憂鬱，料想他有些壓力。好在開支一直還是很節省的，銷量也在發展，一切似乎可以這樣不錯地發展下去，一切似乎都只在開始，但，
一個突然的變化發生在第三個年頭，一九七七年的春天。
那時，日本有個書法團體玄美書道會訪港，《書譜》社邀請了幾位本港書法家與他們舉行雅集。訪港團中有日本書法家宇野雪春、岸本太朗、奧平野牛、田村空谷、五村霽山等。能夠有國際嘉賓到來，我們當然很高興。雅集是用晚飯時間，我沒有法子參加準備工作，只能在急急把報社工作做到一個段落之後，趕到北角世運酒樓樓頭。一進門，就見到李秉仁兄在揮毫，神情很興奮。我心想，他的勁兒又來了。他在那裏寫字，我趕緊招待賓客。我們作為主方，根本不夠人手。
忽然，曾榮光先生跑來告訴我：李兄有點昏眩，也許是勞累疲乏了，現在先叫碗麵讓他充充空腹。
我仍忙著向許多陌生客人點頭、招呼，完全沒有想到會出什麼事。但接著情形看來不對，曾兄連忙叫了救護車，把李兄送進了不遠的東華東院。我們留下的幾個支撐著場面，情形非常狼狽。
第二天去東華東院看他，他的床位在靠近騎樓的一角，看上去病況還算穩定，是心絞痛。
這以後的幾個月，他的身體一直不大好，在這之前，他很少談到自己的健康問題。記得有一次他說，昨天回去，在長洲痛快游了一回泳，晚上一覺睡得真香，舒服極了。我還以為他能這樣做運動緞煉，身體挺好。現在發了一次病，休息一下，可以慢慢恢復的吧。誰知，九月的某一天，他忽然進了瑪麗醫院，從醫院打電話到我家，像平時一樣語不多，但再次的說：「你要珍重，你也要珍重。」這句話使我覺得有點不祥的預感，我想，這兩天裡該想法子抽時間去看他。但很快，就得到他的噩訊了。
梁披雲先生悼詩：「藝文應不朽，年歲太堪傷。」
《書譜》第十八期，一九七七年十月號，登了這樣一段文字：
「李秉仁先生，福建廈門人，一九二四年出生，曾客居印尼多年。李先生自幼酷愛書法篆刻，一九七四年與友好集資在香港創辦《書譜》社，出版《書譜》雙月刊，刊印碑帖，一心發揚我國傳統獨特之書法篆刻藝術。李先生曾遊出產壽山石之福建壽山鄉，採產石諸峰，久久不能忘懷。《書譜》創刊，作《壽山石隨筆》，並以壽山石齋名。筆名史仲鷺。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香港瑪麗醫院。」
就這樣，忽然，許多事情劃上了一個休止符。《書譜》仍然辦下去﹝出了九十多期﹞，但我們回到《書譜》社，覺得很不習慣，缺少了李兄，似乎缺少了許多東西。
我們幾個參予過《書譜》工作的朋友常說：「如果沒有李秉仁，就不會有這本《書譜》。」這話的意思，固然說他實際上做了很多開創的工作，但更深一層的感受是：如果沒有他那樣的一想定了就做，做起來再說的衝勁，如果沒有他那一副「李秉仁性格」，那麼這一份書法雜誌，也許只存在於一次兩次的閑談中而已。
因此，每想起李秉仁兄，我又想：事情要做的，為什麼不現在就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