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過年

　　二十四節氣不是一次制訂的。

　　冬至白天最短，夏至白天最長，容易觀察到，成為天文測定的標誌點。至者，極也，「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為陰陽兩極。《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冬至不是冬季來臨的意思，冬季開始是立冬。

　　冬至和夏至是黃道上兩個對分點，如果將它們之間的黃道再次對分，就是春分和秋分，這兩天的特點是晝夜相等。兩分兩至，是太陽在黃道上最重要的四個點。

　　如果將這四點之間的黃道再次對分，那就產生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為四季之始。四立是以氣候特徵來命名的，立春通常在西元二月四日﹝或五日﹞，我在上一篇博文說，這肯定是中原地區的人制訂的。中國幅員廣大，各地氣候不同，北方冰天雪地，南方溫暖和熙，無法面面俱到。

　　黃道是我們太陽視運動的軌跡，猶如地球有赤道一樣。這樣一個大圈，以什麼為起點呢？

　　如果是天文上，是以春分為起點，春分是天球黃道和地球赤道的交叉點，所以定為黃道0度，這樣一來，冬至就是270度位置。太陽從春分開始回到春分，就是一個回歸年。

　　香港天文台有一個圖，我把圖連接在這裡，以資參考：

　　但從季節上說，春夏秋冬，立春是一年之始。今年是兔年，明年是龍年，都是從立春開始計算。二十四節氣，是中國的太陽曆，跟西曆定法不同。西曆一月一日元旦，跟中國二十四節氣沒有關係。就曆法本身而言，西曆只是太陽曆，阿拉伯國家用月亮曆即陰曆。中國曆法考慮到太陽和月亮兩個關係，是陰陽合曆，最為科學。

　　我們究竟要過幾個年？

　　有些地方過冬至，冬至大過年，香港也是這樣，冬至那一天，闔家團圓，街市上的雞、魚都貴了，買的人太多。周朝就是冬至過年的，遺風兩千多年仍在。

　　接下來是西曆元旦，法定假日，這是美國回來的孫中山所提倡，至今只有一百年。其實西方各國，這個年是從聖誕開始的，聖誕的熱烈氣氛遠過新年，而且一年比一年厲害，其風也吹進大陸。聖誕原是宗教節日，香港大主教說，聖誕已經被商業化了，這話很正確。

　　再接下來就是春節，中國月份是依照月亮規律排的，陰曆新年和陽曆年分對照，每年位置不同。

　　同樣，就陽曆而言，立春才是春節。唐朝春節就是立春，到宋元才改為陰曆正月初一。現在的人們，已經不知道這段故事了。

　　一踏進十二月，節日接踵而來，大陸內地人要過兩個年，香港和澳門人要過三個年。

香港做冬

　　我們知道，太陽的位置，在南北回歸線之間來回。冬至這一天，太陽到達南回歸線，北半球日照最短，其後太陽開始向北回歸線移動，北半球的日照漸漸長了，夏至那一天太陽到達北回歸線，日照最長。

　　冬夏兩至，將一年分為兩半：冬至開始到夏至是陽盛陰衰的半年，夏至到冬至為陽衰陰盛的半年。如果把每半年再次對分，那就產生了春分和秋分，春夏秋冬四季就定下來了。在發展下去，每季再三等分，則就有了十二月。

在天文基礎上，發展出曆法。問題是這十二個月，究竟以哪一個月為一年之開始？這就有了所謂三正的問題。夏商周三代，歲首正月是不一樣的。《史記‧曆書》：「 夏正以正月， 殷正以十二月， 周正以十一月。」秦代建亥，是十月，漢武帝行太初曆，恢復夏曆建丑，以一月為歲首，歷代沿用至今。通俗地說，夏代一月過年，殷代十二月過年，周代十一月過年。

　　以十一月為一年之首，其實就是以冬至為歲首，做冬就是過年。以天文來看，頗為合理。但天文、曆法之外，還有氣候。如果以十一月為歲首，則十一、十二和一月就是春季，跟黃河流域氣候不配合。我們知道，從冬至開始，雖然太陽已經向北回歸，但氣候卻沒有立刻反映出這一情況。從冬至開始計九，如《九九歌》所言「三九四九冰上走」，最為寒冷，根本不是春天。所以夏代建寅，以一月為歲首，以配合當地氣候的實際情況，就科學性而言，夏正是最正確的。

　　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冬季較閑，夏秋則忙。歲首必在冬季，有閑才能過節。以冬至為首，出於天文，這是相當自然的想法，可惜和北方氣候不合。如果夏人生活在廣東，就沒有問題了。十二花神中，三月是桃花，但在香港，過年一景就是買桃花，足足比江南早了三個月。
　　香港所說「冬至大過年」，是以周正為基礎的，冬至為歲首大之，春節過年小之。這是嶺南一帶氣候所致，北地則異之，仍奉夏正。每年冬至這一天安排課程很困難。因為不是公眾假期，理論上還是有課，可是不論怎樣事先公布，或者發出通告，到時總有人反對，或者乾脆請假不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民眾普遍認為「冬至大過年」，香港政府何以不將冬至列為公眾假期呢？

　　天文、曆法和氣候，三者必須和諧統一。天文是客觀存在，氣候各地差異很大，曆法是人為的，然終須符合天文、氣候方始行得通，其中的道理，當宜三思之。

有關我的筆名白沙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是晚清最重要的書法論著，篇幅很長。當年我編《書法理論叢書》，選入此書，請崔爾平先生加以註釋，以利閱讀。崔先生飽學之士，和我來往很多，經常一起商榷細節。稿件殺青，我審閱中發現一古代書家資料有問題，問崔資料來源，崔說引自祝嘉先生著作。我頗不放心，想祝嘉在蘇州，不如專程去一次，當面請益。

　　有關這資料的問題，這裡不詳細寫了，兩個窮書生，沒什麼錢，晚上尋了一家小旅館棲身，作長夜之談，綜論古今人物，評騭碑帖得失，頗為相得。第二天清早上茶館，飲了我平生記憶最深的一杯綠茶，入口齒頰留香，回味無窮，每杯收費只有一毛錢。

　　《廣藝舟雙楫注》成書之後，崔先生要我寫一篇序，我也爽快地答應了。但這套叢書，我是責任編輯，署名作序，似有不便。當時請示編輯室主任，決定以筆名「白沙」發表。我撰文很少用筆名，這是少數的例外。「白沙」是因為我祖家相傳在四明白沙村，我偶然讀到《世說新語‧文學》：「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由「排沙簡金」聯想到的。後來茅子良還替我刻了一方印：「白沙黃簡」。


　　三十年過去了，去年崔先生寄來了《廣藝舟雙楫注》的新版本，並且告訴我，上海書畫出版社原來又打算找人注釋這本書，後來聽聞自己社中早就出版過這本書，找出來一看，認為質量相當好，所以再版了。三十年已經換了一代人，新人不知道歷史，也不是奇怪的事。崔先生還笑著說：「他們還問寫序言的白沙是哪一位呢！」

　　所以筆名有好處，也有壞處。

王羲之《草書平安帖》中的「姜、道」究竟是誰？

　　2010年11月20日晚，王羲之草書《平安帖》在北京嘉德秋季拍賣會以三億零八百萬人民幣成交，引起各方注目，其後傳媒蜂起報導，12月1日，文匯報發表廣州美術學院祁小春教授《略說平安帖》一文，學術性很強，值得一讀。




　　此帖又名《告姜道帖》，姜、道究竟是何人。小春兄解釋了第一個人，姜是王羲之女兒孟姜：
　　王帖中屢屢出現的「姜」，以前學者雖已推知其為王羲之兒孫輩，但不明具體所指。後據近些年發現的唐《臨川郡長公主李孟姜墓誌》﹝藏陝西省醴泉縣昭陵博物館﹞所引唐太宗語：「朕聞王羲之女字孟姜，頗工書藝，慕之為字，庶可齊蹤。因字曰孟姜……」，知王羲之尺牘中頻出的「姜」，實即王羲之《十七帖》、《兒女帖》所言「吾有七兒一女」之「一女」。關於此女，前引「六日告姜，複雨始晴，快晴，汝母子平安」中的「汝母子」，當指孟姜和她的兒子劉瑾。按，《世說新語‧品藻篇》劉孝標注引《劉瑾集敘》載：「﹝劉﹞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瑾也應是《兒女帖》中令王羲之「足慰目前」的「今內外孫有十六人」中之一位外孫。孟姜是王羲之的唯一女兒，當然受到王羲之的特別疼愛。
　　
　　至於另一位「道」是誰，我認為「道」就是郗道茂。《世說新語‧德行第一》39引《王氏譜》：
　　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
　　我們知道，王羲之的夫人為郗鑒之女郗璿。郗鑒有兩子一女，郗愔、郗曇和郗璿，郗道茂即郗曇之女。通俗點說，王羲之即郗道茂的姑夫。



　　王羲之晚年想去四川一遊，他在《十七帖‧兒女帖》中寫道：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此「小者」，即最小的兒子王獻之，當時王羲之正忙碌著籌備他的婚事，所以未能動身去四川。而新娘就是郗道茂，王獻之和郗道茂，是表兄妹。

　　有關郗道茂生平，缺乏詳細的史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王羲之，還是王獻之，都非常看重郗道茂。《草書平安帖》開首第一句話就是：
　　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歲忽終，感歎情深。念汝不可往，得去十月書，知姜等平安……
這樣看來，王孟姜和郗道茂當時在一起，這對表姊妹，感情很好，而郗道茂終於嫁給了王獻之，是王家上上下下，都起了作用。

　　王獻之後來和郗道茂離婚，改娶新安公主司馬道福，這顯然是一項政治婚姻。《世說新語‧德行第一》有：「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臨終前，王獻之對與郗道茂離婚這件事情，認為是平生唯一過失，也可以看出郗道茂的份量。

關於書法展覽的幾句話

　　有些同學，學了幾年書法，想開展覽會，我支持。寫下這幾句話，給各位參考：

　　展覽可能出名，也可能出醜。
　　一張好作品，是反覆練習、反覆體會後產生的。不要想一次成功，十次八次，慢慢就會有一張好作品產生。古話說：熟能生巧。
　　一失敗就放棄，必定沒有成功的機會。
　　說到底，藝術只是抒發我們內心的手段，作者享受到創作的過程，也享受到創作的結果。創作過程可能是痛苦的，到你產生一張好作品，回頭來想，痛苦也是一種享受。
　　
　　就現階段同學總體水平而言，應該臨摹為主，創作為輔。
　　
　　作品好不好，不僅僅是你自己的問題，還影響到整體展出水平，所以不要掉以輕心，隨便亂寫，「累街坊」。
　　稱讚你的人，可能因為是你老友，可能是和你親近，可能只是敷衍，當然也可能是認真的。但我希望你注意聽取人家的批評，批評難得，人家肯講出來已屬不容易。
　　一個專業意見，勝過一大堆非專業意見。一大群不懂書法的人猛讚你，你肯定出了大問題。
　　對自己的評價要低一點，我老師曾說過：「初學三年，打遍天下；再學三年，寸步難行。」


　　成大事者，必注意細節。紙、墨、印、款，都會影響最後效果。
　　作品不在大小，不要以為越大越好。展覽後能掛在家中，能贈友人，這種尺寸夠了。現在有些展品，比一般家庭的天花板還要高，比睡房面積還要大，不知如何善後。

　　展覽很多，成功的展覽很少。
　　展覽應該有主題。張大千精品展，進去一看，一半和張大千無關，很多不是精品，未免失望。
　　有三種藝術：一是中國傳統藝術，一是西方藝術，一是融匯中國和西方藝術。我是傳統派，守住傳統，頗不容易。司馬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現在狂野的多，精雅的少。

　　展品不在多，在於精。我在東京看一個展覽，只有五張。要知道，一幅作品看三分鐘，一小時只能看二十幅。一百幅作品的展覽，要看五小時。現在有些展覽，上千幅作品，舉辦者有沒有想過要看幾小時？
　　你化幾星期寫出來的作品，觀眾停留的時間，往往只有一兩分鐘，遠比你自己停留的時間少。假如你的作品好，觀眾停留的時間就會長；如果有人戀戀不捨地站在你作品前面，你肯定找到人生的知音了。

　　展品之間，應該有足夠的空間，不要把作品當作糊牆紙，密密麻麻。
　　作品裝裱應該有一個基調，否則一走進展廳，五顏六色，七長八短，感覺不好。
　　我以為，中式房子用捲軸，西式房子用鏡架比較好。二者價錢差不多。

　　這不是個人展覽，是集體展覽，凡是群體性的事情，必有多種意見，七嘴八舌，所以協調和謙讓很重要。不要想人家為你做了什麼，想想自己為大家做了什麼。
　　不求名利、不提回報、默默為人奉獻者，是最值得尊敬的。

曹操墓出土石牌的「武」字

　　八月二十一日，蘇州「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開幕，這個會名有點奇怪，我只聽過「政府高層」，「大公司高層」，小機構如香港茶餐廳或雞蛋仔鋪就無所謂高層。學術界應該是平等的，有高層必有低層，將來不知道有沒有「全國低層論壇」。
　　出席論壇有二十三人，說是討論「三國文化」，其實是否定河南曹操墓鑑定結論。

　　魏晉是隸書轉為真書的關鍵時期。三十年前，我負責撰寫《中國書法大辭典》書體條目，自此對字體和書體的變化非常注意，一有資料就收集。曹操墓出土了一些石牌，如果是真的，那是魏晉時期的第一手資料，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此外，曹操墓是因為《魯潛墓志》而確定方位的，所以《魯潛墓志》也非常重要。

　　曹操墓出土的石牌，其中比較完整的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等。有人質疑曹操墓上述三塊石牌與《魯潛墓志》中的「武」字，均把「止」部錯寫為「山」，據報導說，「專家們遍查幾十種篆隸，均沒有發現這種寫法，所以石牌與《魯潛墓志》中的『武』字有可能為同一個人造假所為」，此意見最近為傳媒廣泛報導。

　　我看了好久，「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武」字下部，明明是「止」，不是「山」，為什麼他們會看錯呢？我把這石牌圖片放在這裡，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中的「武」，看起來下面好像是「山」字形。






　　在篆書中，「止」字三筆，先寫中間一豎，第二筆是右面的弧線，第三筆是左面弧線。



　　隸書順篆書而來，隸定時，中間一豎不變，左面的圓弧變成一折，右面的圓弧有點麻煩，因為豎筆下來，不能從右向左倒寫一橫，不順手；如果先寫一橫，同樣不能由下往上倒寫一豎。所以這右面的圓弧不能變為折，折中的方法是或變為一豎，或變為一橫，這在隸變中很常見。

　　如果右弧變為一豎，則「止」字看起來確實有點像「山」字。如果變為一橫或縮為一點，這就成為我們現在的「止」字形，有些人將這一點往下拉，有些人往左拉，略有不同。



　　在曹操在世時，這兩種方法都有人寫。也就是說，「武」字下面可能是「止」，如漢末《曹全碑》；也可能是「山」，如同時期的《張遷碑》。後人收集很多例子，可在《金石文字辨異》、《廣碑別字》這些書中看到。單憑「武」字下出現「山」形，不能作為否定曹操墓的有力證據。







　　幾塊石牌中，「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秀雅飛動，書法最佳；「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則比較粗糙，從照片上看，「武」字的「戈」好像沒有一點，「所」似乎出現了雁尾雙飛，這些反而沒有人指出。如果有關單位提供一個拓片，可以更清楚地比較。其餘出土的斷裂石牌，書寫更差，刀法也不一樣。可見石牌是出於多人之手，且水平不一，相差很大。所以我不同意「這三件文物與《魯潛墓志》為同一人操刀作偽」的觀點。

　　

回憶柳曾符先生

　　柳佳來信，要我給他尊人柳曾符先生紀念文集寫一點文字。二十多年前我離開上海，萍蹤四海，再沒有機會見到柳君，只能靠書函和偶然的電話。我跟柳曾符君之相識，時在文革之中。當時萬馬俱瘖，書畫界完全癱瘓。上海書畫社編輯部的周志高，初生之犢不畏虎，很想做點事情，於是報請上級批准，召集書法篆刻界一二百人，經常在朵雲軒舉行聚會，名義上是進行大批判，實質上是連絡和交流，一時成為上海書畫界的中心。一九七四年文革未結束，又大膽成立了王羲之研究小組，以我為組長，上海師範學院藝術系黃若舟教授為副組長，組員有沈鴻根、柳曾符等十來人，這是我認識柳君之始。每次開會，柳君均會發表很多意見，言語率直，嗓門又大，所以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從那以後，彼此就熟悉起來，成為很好的朋友。我也知道了原來他是大儒柳詒徵先生的長孫，門第書香。

　　江浙為人文藪淵，舊時世家大族，指不勝數，至此一甲子逐漸凋零。然烏衣子弟，時有所見，袁昂《古今書評》說「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此語深得三昧。我在上海文藝教育界甚久，接觸各式人等，言談舉止，各有特點。柳君是那種世家子弟，氣味和其他人不同。粗服亂頭，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氣，形容柳君極是。

　　柳君長我十五歲，見識廣我很多，和江浙老一輩學者關係很好。他肯走動，肯讀書，肯思考。文史掌故，隨時拈出，如數家珍。長談分手之後，我往往有記錄下來的衝動。

　　有一次我說起，古文詩詞非吟誦不得其要，非吟誦不知其妙，可惜舊時古文吟誦法，現在不為人知了，老先生逐一物故，吟誦將成廣陵散了，所以要把老先生吟誦錄製下來，當有重大的價值。沒想到柳先生非常認真地去做，他認識的前輩甚多，人又勤快。我在香港收到他託人帶來一盤磁帶，居然是老人吟誦的錄音。他是做實事的人，而且卓有成效。

　　類似的事情，如柳君為蕭蛻庵立傳，前後幾三十年，終於在鄭逸梅先生指引下，找到蕭先生的弟子陳鍥齋，完成了這件工作。他的文章，頗有鄭逸梅前輩的文風，讀來興味盎然。他自己說：「先父柳慈明先生治算學，而學餘喜讀文史掌故，鄭逸梅先生人物小品，類多購置，因之余亦得竊讀」，可見鄭逸梅先生對他影響之大。有一次柳兄對我說：「你的文章很好，可惜讀起來有板著臉孔的感覺。文章是給人讀的，要使讀者感到有趣味，方始是好文章。」這句話給我極大的影響，回家思索再三，拿自己文章來讀，又拿他的文章來讀，又拿古文範文比較，發現自己寫文章時候心情太緊，太急切，結果文氣嚴重。文章要有緊有鬆，有收有放，所謂有思想還要有方法，方始曲徑通幽。自是之後，我文風就變了，一生受用於他的一句話，至今不能忘記。

　　我在某次會議上談到王羲之有癲癇病，歷史上很多大藝術家都有這病。會後柳君等在書畫社門邊，詳細問我的資料出處。我奇怪開會的人很多，發言很多，我講話中只提到一句，想不到他就那樣用心。後來他對我說，資料是正確的。他又考證出明代祝枝山是近視眼，我倒是沒有問過他資料何出，現在回想起來，是很可惜的。文徵明八九十歲還能寫恭楷，這當然首先要眼力好。一個書法家的健康包括眼力，和他的作品很有關係，在鑑定上很有用。要我自己去找資料，就不知道要化多少時間。
　　
　　柳君後來去復旦大學講甲骨文和書法，他用一枝四面塗上不同顏色的毛筆，來說明筆法。清張裕釗坐轎，人見其取一四方形鐵筆﹝一說方形漢玉﹞，左傾右倒，不解其意，張謂「吾練書法也」。不會用筆者，只用一面鋒；會用筆者用八面鋒，正表現於這四方鐵筆中。王蘧常先生的老師沈寐叟說過，要把筆桿當作方的，不要當作圓的，自然就懂筆法了。柳君深得此妙，施之以教學，我在香港聞之，知柳君已大悟，書法之秘，正在此中，知與不知，由此分水也。不過我是堅決的搖腕派，沈尹默先生以為轉指必破壞筆力，這是真知灼見，我深然之。柳君以為鄧石如、何紹基都轉指，是否二者可以調和，大字用轉指，小字當搖腕，和我不同。但就書法的前途，柳君認為必定是二王復興，這一點和我沒有分歧。

　　二王是中國書法的主體，其他只是旁支。清代咸同之時，欲救清初董趙萎靡之弊，碑學大興，長槍大戟，以筆法結合刀法，製造威武雄壯的形像，但實際上破壞了使轉，故碑派大將多不善行草。抗戰勝利後沈尹默先生在上海集合同志，檢討得失，結束了碑派一統天下的局面，重新回歸二王，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大事情。沈尹默先生生前寫過很多關於二王的文章，也親自在上海青年宮開班講授書法，我很多朋友就出身於這裡，後來成為卓有聲譽的書法家，可惜理論上少有建樹者。沈先生身後，柳曾符多次撰文詳細解釋沈尹默的思想精華，記述了他所見沈先生用筆以筆尖頂紙的細節，棒喝現在橫毫平拖的錯誤寫法。柳君在奈良雪心會演講中詳細地說明沈尹默先生從碑轉向帖的過程：「一九三零年四十八歲時，始購得《喪亂》、《孔侍中》及《米芾七帖》，越十三年，一九四六年六十一歲時始悟『下筆』之要」，「由《米芾七帖》中『又無索靖真跡看其下筆處』一語，而知筆法的要點在於下筆之處，益創其『中鋒』、『運腕』諸說，而講究『點畫』，中國書法開始由『北碑浪潮』而向『二王回歸』。」文革後，群雄蜂起，各種各樣的流派、各種各樣的觀點都有，好些只是亂哄哄鬧一陣，就煙消雲散了。四十年來的實踐證明，柳君當時的看法是正確的。

　　一九八零年，我在上海主持《中國書法大辭典》編輯工作，各部條目集中於我處，怎樣編排次序成了大問題。柳君對我說，沈尹默先生有《書法論》，提出筆法、筆勢和筆意三要素，必能解決你問題。我讀過之後，不但將書法大辭典術語條目整理得清清楚楚，而且編輯了一張《書法技法術語系統表》，成為歷史上第一次顯示書法系統的圖表，後日本、韓國均加以介紹。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授書法，課程設計即以沈尹默先生書法三要素為基礎。又想起柳君寫過《沈尹默先生書法淺論》，作為課程參考教材，必有裨益於學生，故去信徵求他同意，柳君即覆可。後來主編中華藝術家網站，柳君屢有賜稿。我一個學生有上海之行，席間相識於他，想拜他為師，柳君說，黃簡在香港，你回去投入其門即可。這些都是他忠厚的地方。幾十年來，無論我在上海編《書法》雜誌，還是在香港編《書譜》雜誌，或主辦中華藝術家網站，或在城市大學講授書法，他都是積極的支持者，神會心契，實屬不易。

　　他在復旦還講文字學，說：「凡是一字，當明六義：一此字如何寫，二此字如何讀，三此字如何講，四此字為何如此寫，五此字為何如此讀，六此字為何如此講。此六義有一不明，不得云識此字。」他寫文章說，自己姓柳，而不識柳字，蓋做不到此六義也。我讀他的文章，嚇一跳，因為我姓黃，亦不明黃之六義也。我年輕時求學，不敢輕言問老師，有問題當反覆研究，有不可解者，始請益。現在的學生，連查字典都懶，隨口發問低級問題，故不能成材。我倆都在當老師，柳君遠比我嚴厲，公告學生說：「有不識之字，勿問吾，我不識字」，以逼學生思考和研究。他就是這樣坦率而幽默的人。

　　二零零五年，香港某社團辦展覽，邀請柳君來港講演且展出作品，柳君見名單，問為什麼沒有我，請人帶話給我一起展出。其實我不屬於那個團體，自然有所不便，但我極想和他謀一面。未料柳君因血壓太高，臨時不能上機，不久即去世了。至今想來，還是非常婉惜的事情。向使柳君不死，必有更多的主意，更多的貢獻。中國缺少這樣的人，這使我不能不懷念柳君。時間越久，很多往事的細節越模糊，但柳君總的形像卻逐漸鮮明起來。他駕鶴西遊已經五年，明吕坤說「盖棺定論」，我和友人崔爾平先生好幾次談起他，我們的看法可以對他作一個定論：柳君是個人物。

　　講到人物，難矣。什麼是人物？這世界滿街都是人，但沒有幾個人物。司馬公著《史記》七十列傳，以伯夷、叔齊為第一，即因這兩位是當時人物，錢賓四先生譽之為中國歷史精神之代表。蓋所謂高官顯宦，只是職位而已；大賈鉅富，不過財產而已，未必是人物。人物必有其獨特之處，卓然獨立，可議可憶，有其思想，有其趣味。大陸人物如沈尹默、梁漱溟、馬寅初等等，均在民國受教育，至文革後逐漸凋零，只剩余秋雨之輩了。柳君一生追求學問，片紙碎簡，皆集篋中，孜孜矻矻，有始有終，嗚呼柳君，我實心痛。

　　2010年7月於香港